問題1：供給側改革理論
始于供給學派嗎？
供給側改革的相關理論與經濟學歷史一樣源遠流長，絕非始于供給學派，只不過供給學派提出了較鮮明的供給管理政策而已。
從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來看，是供給管理政策而非需求管理政策在歷史上居于主導地位。古典經濟學大師斯密全面系統地抨擊了重商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，強調勞動和資本等“供給側”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，強調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作用，強調市場這只“看不見的手”的關鍵作用，強調政府只能發揮“守夜人”的作用。法國經濟學家薩伊提出了著名的“薩伊定律”，認為供給會創造它自己的需求，將供給管理思想發揮到了極致。
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危機后，凱恩斯全面批判了薩伊思想，認為經濟危機是由“三大心理規律”導致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，自由競爭市場不能自動實現充分就業，必須通過政府干預，實行需求政策，才能消除失業和經濟危機。羅斯福治理經濟大蕭條的主要措施，就是實行以需求管理為核心的“新政”。但20世紀70年代初的“滯脹”宣告了凱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失靈。于是，反對政府干預、強調供給管理政策的供給學派等相關理論開始興起。必須強調的是，發展經濟學、新制度經濟學以及筆者提出的人本發展理論等都是主要研究“供給側”問題的理論，如發展經濟學研究的人口變遷、資本累積、人力資本、技術進步、知識增長、工業化、城市化、勞動力轉移等都是供給側問題。
問題2：供給學派理論
適合中國國情嗎？
供給學派因使用了供給這個詞而成為最鮮明的供給側經濟學理論。其代表人物有：芒德爾、拉弗、萬尼斯基、吉爾德、肯普、羅伯茨、費爾德斯坦、埃文斯等。其主要觀點有：提高稅率雖然從短期看可以提高稅收收入，但由于抑制了納稅者的生產經營積極性，從中長期看反而導致稅收收入下降；在資源稀缺世界中，所謂商品過剩只是適銷不對路的“劣等貨”過剩，其根源并非需求不足，而是能引致新需求的“創造性供給”不足；企業并不只是被動適應市場需求而提供商品的生產單位，而是在創造需求方面發揮著能動性作用；經濟增長源自供給者的創造能力和生產率的提高，戰后美國等國經濟的快速發展，與其說是由凱恩斯需求政策帶來的，不如說是由于凱恩斯政策“陰差陽錯”帶來的實際供給效應以及技術創新機制帶來的。
因此，供給學派主張“四減四促”。其中，“四減”是指減稅（含減支，特別是降低邊際稅率）、減管制、減壟斷、減貨幣發行或控制通脹（甚至主張恢復金本位制），旨在調動積極性，促進生產供給；“四促”是指促進私有化、促進市場競爭、促進企業家精神的發揮、促進技術創新和智力資本投資。
供給學派關于減稅不增加財政赤字、不必憂慮減稅導致貧富差距拉大、恢復金本位制等也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和質疑。同時，缺乏嚴謹的理論邏輯框架也為一些學者所詬病。但在實踐中，供給學派理論和政策主張因被美國總統里根、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所運用并產生了較好的效果而聲名遠播。
供給學派的不少主張可以為我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借鑒，如我們正在推進的減稅、簡政放權、審批制度改革、壟斷行業改革、價格制度改革、創新驅動或“大眾創業、萬眾創新”等，就與其主張有相似之處；但像促私有化等主張，則不適合中國的國情。
問題3：如何認識我國
供給側改革的實質和特點？
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是著眼長遠、從深層次解決造成經濟結構性問題的制度性矛盾。過去多年里，每當遇到經濟下行壓力，很多人自覺不自覺地就想起了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，以實現經濟增長的目標，建議用“面多了加水、水多了加面”的辦法，來暫時掩蓋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，結果是耽誤了解決問題的最佳時機。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是不回避矛盾，面對問題，并用改革制度的真辦法，去解決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。與需求管理政策相比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有以下四個鮮明特點：
一是強調市場。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強調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，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強調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，強調激發企業和民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，激發市場的活力。
二是重視效率。需求管理政策強調通過投資拉動經濟增長，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強調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實現經濟增長。
三是著眼長遠。需求管理政策強調解決短期的宏觀經濟波動，故凱恩斯指出“長期，我們都死了”，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強調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。
四是側重制度。需求管理政策強調政府政策的作用，故常常運用財稅政策、貨幣金融政策來管理經濟，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強調制度的作用，強調優化各個主體之間的責權利關系，以化解深層次矛盾。
問題4：怎樣理解供給側改革
相關概念的涵義？
“供給側改革”是指從供給側入手而推進的改革；“結構性改革”是指針對經濟結構性問題的制度性矛盾而推進的改革；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”是指從供給側入手、針對經濟結構性問題的制度性矛盾而推進的改革；“供給管理”是指政府針對供給側問題而進行的管理，如“去產能、去庫存、去杠桿、降成本、補短板”就屬于供給管理的范疇；“供給政策”是指為進行供給管理和推進供給側改革而制定的配套政策，像宏觀政策要穩、微觀政策要活、產業政策要準、改革政策要實、社會政策要托底就屬于供給政策的范疇。
區分這些概念很重要，否則有可能不得要領甚至誤入歧途。從供給側入手并非都能解決結構性問題，如在供給側一味地增加資本和資源投入就有可能加劇結構性矛盾；結構性改革并非全是針對供給側的，有時需求側的結構調整也可稱為結構性改革；若將供給管理和供給政策當成是供給側改革，則可能耽誤了真正的供給側改革，因為改革一定是改革制度，而非限于調整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。
（作者：李佐軍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）